追憶于光遠:我反對偽科學的七十年

來源:中國反邪教網 于光遠
時間:2017年09月14日 10:45

  編者按: 

  在“法輪功”眼里,于光遠是一個“惡貫滿盈”的人,甚至用“罪不可赦”、“已經到該受懲罰的時候了”這樣惡毒的字眼來詛咒他。作為中國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兩方面的百科全書式學者,于光遠為何會被“法輪功”冠之以“罪大惡極”之名? 

  一切,還要從他開始反對偽科學說起。正是因為他的堅決態度,讓他成了那些靠偽科學、特異功能、偽氣功等招搖撞騙者的眼中釘、肉中刺。 

  以下是《我是于光遠》一書中的部分內容節選。讓我們透過文字,去感受那個年代于老先生對偽科學、邪教等問題的思考,以及他與偽科學之間的“恩恩怨怨”。 

 

  我1915年生于上海,1936年畢業于清華大學物理系。我幼時受到“五四”運動的影響,受到科學精神的教育,從來不相信鬼神、不相信命運,甚至說吉利話也不愿意。 

  15歲時讀到英國著名物理學家J·J·STHOMON所著《科學大綱》一書。這書前面幾個部分介紹數理化、天地生,感到很好,可是看到最后一章竟是“靈學”。其中所根據的事實,我作為一個上海的土著,如扶乩請神之類都親眼見過。我既驚訝又氣憤,一個大科學家怎么能夠寫出這樣的書?!從此認識到偽科學的存在。 

  后來隔了十幾年,在1949年夏天,我很偶然地得知外國又存在“超感知覺”(ESP)與“心靈致動”(PK)這樣的欺騙活動。它和19世紀的“心靈研究”一脈相承(后來知道J·J·THOMSON就是倫敦心靈研究會的重要成員)。于是我就對偽科學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1936年,我在上海參加了艾思奇、章漢夫等發起組織的“自然科學研究會”,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自然科學工作者的外圍組織。從這時起我開始從事自然辯證法的研究和科學普及工作。1939年到延安后,我著手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一書的翻譯,建國后在北京出版了這個譯本。80年代,在我主持下,又對恩格斯這本書進行了重編、注解和校譯。這本書中直接與反偽科學有關的文章是從根本上破除偽科學的理論武器。 

  “文化大革命”前,我在中共中央宣傳部任科學處處長及中央科學小組成員期間,運用我的科學知識和學得的哲學觀點,對當時在我國發生的“釘螺姑娘”等所謂特異功能和偽科學事件進行了揭露。 

  在“四人幫”粉碎之后,在江蘇徐州又出了一個名叫董小四的男孩子,他聲稱自己能夠隔墻看東西,也能夠看地下的工事。濟南軍區、南京軍區的有些負責人也相信。傳到北京,當時中國科學院的負責人李昌派了心理研究所的人去檢查。心理研究所的人有一套反欺騙的辦法,結果把董小四那一套完全揭露出來。 

  1979年3月,《四川日報》報道了唐雨“耳朵識字”。這個騙局先是被揭穿,后來又翻了案。全國各地出了許多有特異功能的小孩子,到處表演,到處欺騙。有一些黨和政府的高級干部和有些學者以及傳媒熱衷這種偽科學的宣傳。但是,耳朵認字吵得很熱鬧的時候,也是我們國家開始實行經濟體制改革的時候。那時候我是中財委體制改革五個專家小組中的一個負責人,工作十分緊張,因此,我不敢去進行反對這個偽科學的活動。我知道這個事情不做則已,做起來要花很多很多時間。后來實在看不下去了,忍不住了,才在1980年開始參加這項戰斗。我也是一發不可收拾。 

  我當時任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在我的倡議和領導下,成立了一個“人體特異功能調查組”。在幾年的時間里,這個調查組對聲稱有“特異功能”者進行了深入調查和科學測試,以有力的證據揭露了其欺騙性。調查組召開了許多會議,發行了多期內部通訊和報紙,積累了大量有說服力的資料。 

  從1980年7月起到1982年,我就提倡科學精神、反對偽科學問題作過多次演講,寫過許多文章,并給黨中央領導和有關部門寫過不少信。1984年結集成《評所謂“人體特異功能”》,由上海知識出版社出版。1996年,我把1981年、1982年兩年中寫的文章和1983年后到1996年中寫的文章又編了一本《反“人體特異功能”論》,由貴州人民出版社在1996年12月出版。 

  1997年在列席黨的十五大會議期間,我針對湖北鄂州市張志祥為教主的邪教“元極功”,一方面把掌握的資料交給了代表大會的秘書處,同時在分組會上作了一篇題為《絕不允許縱容、支持反動的邪教活動》的發言。這個發言的主題就是呼吁黨中央積極采取有力措施,堅決制止在我國愈演愈烈的偽科學活動,并批評了那種“不準批評偽科學”的宣傳政策。 

  1998年,沈昌在江蘇把普通的茶葉說成是發了功的信息茶,高價出賣。蘇州的同志和北京的《工人日報》反對他,他就到北京東城區法院控訴《工人日報》。在法院要開庭的那天,沈昌動員他的信徒包圍法院。這是偽科學組織上街示威的第一次。后來我到蘇州,同蘇州的同志們談話,寫文章支持他們。 

  1999年隨著“法輪功”的勢力膨脹,它的活動更加猖獗。在1999年初起竟然圍攻《齊魯晚報》、《西安日報》、《中國青年報》、《健康報》、北京電視臺。1999年4月20日我在兩科聯盟紀念“五四”的會議上,作了一個題為《極嚴重的現象,極嚴重的責任》的發言。我說“法輪功”和其他的邪惡組織可能還會進一步鬧事,顯示力量。 

 

  邪教在我們中國古代就有,而且在中國的古代歷史上還有許許多多次邪教起來造反的事情。 

  關于現代“邪教”,對這個問題作過研究的同志告訴我主要是從基督教的“新教”中產生的。有一本介紹當代邪教的書中說:邪教是新宗教運動的極端產物。“新宗教”從字面上說本來沒有褒貶之分。19世紀出現過一批與傳統宗教不同的教派。20世紀,特別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歐美小型的宗教團體激增。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僅美國就有2500個以上。日本在20世紀末合法登記的宗教組織竟是18.5萬以上。這些新宗教有很強的活力,吸引了許許多多的追隨者,形成了一股新的社會力量。新宗教開始的時候多打著反傳統教會的旗號,其后的發展就呈現不同的方向。在新宗教當中有一個類型就是極端的教派,奉行神秘主義和反社會的教義。大多數國家的政府和社會就把這個類型的新宗教看邪教。由于它們活動的隱蔽性,事發以前它們仍能得到政府的承認,有合法的身份。到了惡性事件發生以后,人們才認定它們是邪教性質。但到這個時候它們已經對社會,特別是對它們的信徒的身心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這本書說許多邪教它們的情況不完全一樣,但有一些共同的特點:一是用神秘主義來迷惑信眾。在邪教團體當中都有一個非常有吸引力的教主,成為信徒崇拜的對象;二是以批判社會、拯救人類的號召,以救世主的姿態出現。特別是用世界末日將要到來的“預言”在社會上造成極大的恐慌,要人拋棄財產乃至生命,等待升天;第三是采取封閉的組織形式,要求信徒們和親友斷絕來往,在邪教團體中生活。 

  我過去對現代邪教只是聽人說起過,但并不了解,也沒有特別的注意。引起我對現代邪教注意的是:在國外第一件事情就是美國大衛教1993年和警察激烈槍戰,雙方相持五十余天以后,一場大火在這個邪教團體所在的莊園燒起來,這個莊園內的全部教徒連同教主,近百人都葬身火海。這件事情我們國家的報刊上也報道了。第二件事情是1995年3月日本的“奧姆真理教”在東京地鐵上放毒,使12人立即死亡,5000多人中毒。后來傳媒報道邪教的教主叫麻原,他在1984年開始設立練習“瑜珈功”的道場。他為了吸引更多的人來練功就吹噓自己有“漂浮神功”。在一家雜志上刊登了他叉腿盤坐,騰空而起的照片。90年代初期我們中國還出了他一本書,題目是《身體騰空,特異功能修持秘法》。后來,他“預言”第三次世界大戰馬上就要爆發,爆發的時間是1997年到2001年之間,地球上會出現一批廢墟。對教徒們說那時候“在廢墟上讓我們共同建立屬于我們自己的天下——‘奧姆王國’。他組織力量研制毒氣,終于造成地鐵“沙林事件”。 

  在國內首先是“被立王”。“被立王”的教主叫吳揚明,他因為犯了組織秘密宗教活動的罪名,被公安部門收容審查,判一年徒刑,這是1987年的事情。出獄以后,他繼續活動說,現在“耶穌死了,再次復活是以‘被立王’出現,降臨人間,天國不在天上而是在地上”。1989年吳揚明被判處勞改3年,1990年逃脫,在各地活動擴大信徒,建立等級森嚴的秘密組織。在短短的幾年當中,他的影響已經達到全國20多個省市,僅僅在上海郊區就發現被立王的活動地點有10多個,參加的成員有300多人。在被立王信徒的眼中不信被立王的人都是魔鬼,是要進地獄的。許多人信了被立王之后,就如中了邪一樣,農民棄地,工人辭職,學生退學,離家出走。在被立王教會中不少是青年婦女,她們迷上了被立王之后不理家務。吳揚明規定凡是參加被立王的女子,已婚的不得與丈夫過性生活,未婚的不能結婚,只有自己是耶穌在世,自己身體是神體,女信徒只能同神體發生關系,等待他的“蒙召”。許多花季少女以能被吳揚明“蒙召”為榮,一心想當“父王”六十個王后、八十個妃子當中的一個。1995年1月我們的政府在他的一個秘密活動地點將他抓獲,當場救出受害女青年13名,同年12月蚌埠法院判處吳揚明死刑。當時國外還有人對判處死刑一事提出抗議。我就在無錫和南京發表文章《捕得好,判得好》。 

 

  我們也看到,某一個邪惡組織遇到有效的抵制、被揭露,或者因罪行敗露受到法律判決(如“被立王”),但另一個組織“主神教”又接著活動。我們也看到比較大的組織沒有一個受到致命的打擊,他們或者暫時潛伏起來,或者借尸還魂。一個組織暫時不行了,另一個組織又風靡全國…… 

  這種活動造成的危害十分嚴重。首先是眾多的居民的心靈受到毒害。有相當多的居民受欺騙,相信這些反科學反社會的宣傳超過相信科學知識,因而排斥科學知識,失去健全的良知。甚至有些具有相當文化程度的人也受到這種反科學宣傳的影響。受到了這種影響的人在他們的頭腦中也就不可能有科學思想、科學態度、科學精神。 

  其次是眾多的居民的身體受到摧殘。得了“氣功出偏”病的人很不少,這是一個方面,更多的人是因為相信偽氣功,耽誤了及時治療。有的甚至被像胡萬林這樣的“神醫”害死。 

  再次是耗費了大量錢財,包括居民手中的錢,也包括國家或某些組織的錢財。 

  它們的活動損害到人們用更多的注意力去從事積極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領導部門也不得不分出一部分注意力去對付他們。 

  我認為每個關心社會進步的人都應該根據本人的條件,在反對這種極嚴重現象的斗爭中發揮自己的積極作用。 

  后記 

  司馬南曾評價于光遠“中國反偽科學的斗爭,如果說在江湖上是我們這些人和那些裝神弄鬼的人直截了當做斗爭,那么在理論建樹方面,于光遠先生則是我們的前輩,給我們提供了一種思想武器。他最早關于特異功能那些問題質疑的文章,發表在《自然辯證法》雜志上,那些文章對我們這些人來說都是有重要啟示作用的。” 

  于光遠自己也說過,“我和偽科學的這二十年的恩恩怨怨,當然不是我個人的什么小事情。我們的黨和政府,我們的科學家,我們的輿論界,我們的宗教界,都應該從自法輪功的迅速滋生、蔓延、發展和李洪志的壯大中,汲取深刻教訓。 

  2013年9月26日,于光遠與世長辭,享年98歲。但是,他的精神氣節,卻永遠流傳。 

(責任編輯:李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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